我的“俄狄浦斯”情结

我的“俄狄浦斯”情结

                  ——纪念母校建校110周年

俄狄浦斯是古希腊神话故事中一个人物。西方著名的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在他著名的无意识理论中提出了在人的无意识中即潜意识中深藏着一种被压抑的心理力量，叫“俄狄浦斯情结”，简言之，即“恋母情结”。在中国人的习惯用语中，“慈母”、 “母爱”、 “母校”、“母乳”、 “母机”、“母体”……凡用“母”字组的词，均有发祥，发源之意，系成长之源。

今年是我的母校——常德市一中建校110周年，本来早就深藏的怀念母校之情，随着校庆时间的临近更是不断地冲击、敲打着我的心灵。我重新翻阅了母校的各种资料，打开珍藏的一本本相集，目睹昔日母校师生们的风釆。

其实，何止是校庆的时候，我眷念母校的“俄狄浦斯情结”一直都深深蕴藏在自己心中。就说近二十多年吧，从80年代开始我先后9次陪高中老同学专程回母校参加聚会或各种纪念活动。我担任湖南省高校文学理论研究会会长、湖南省美学学会会长与湖南中小学美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期间，曾三次将全省的学术年会放在常德召开，其中有两次安排在我的母校。有时我到吉首、张家界等地参加学术会议总喜欢在常德停留一天，其目的是回母校看看。我还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母校，我认为母校可与长沙市一中、师大附中、雅礼中学等名校并驾齐驱。

2000年前后，多地学校邀请我去做学科带头人、外聘教授。我首选的是常德师范学院，为的是与母校更亲近一些。我常回家看看，拜见恩师班主任刘锄非老师、历史龚纯孝老师、数学谭国梁老师等。母校有我好些老朋友，如老校长张国雄、郑正良、李中英，现任多位领导唐会荣、李永生、周义成、李井岗，得意弟子王光力、雷静、刘舜华、李宏斌、朱剑、钟学丽等。

母校在我心中重千金万斤。至今我一直以母校为荣，为母校的进步、发展、兴旺而高兴，也为母校经受的某些挫折而难过、伤心。我在校园里、校门口的留影照片可能超过的上百张。

我的“俄狄浦斯情结”为什么会如此强烈、深厚呢，我想原因有二。一是眷念母校的怀旧之情，源于人的一种情感享受的需求。因为这其中既有时间的距离，又无功利的计较，正如海德格尔说的是一种纯粹的“诗意的栖居”，从中可以获得精神的回味与愉悦。尤其在今天这样竞争激烈，人际关系功利化、情感沙漠化的喧哗的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总想寻找一块“情感的绿洲”，来让自己紧绑的神经好好休息一下。

二是在母校三年高中生活的耳濡目染中，让我真正学会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条道理：人生必须拼搏、奋斗。这是母校给我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每周星期一的周会上，从著名教育家沈克家校长、赖湘祥主任的讲话中悟出了这个道理。一些具有大家风度的学者型老师拼搏奋斗的人生经历，也告诉了我这个道理。从这些老师敏锐清晰的思维、丰富生动的语言、论述阐释的严谨深刻中不难看出：他们学问与能力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焉能不努力拼搏、奋斗？我的整个人生享受到了拼搏、奋斗的快乐

记得读大学一年级时我长泡图书馆。我太爱读书了，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它开启了人们智慧的大门。达尔文的进化论，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文学巨匠的卓越成就，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都深深吸引了我，我也暗自下决心要像他们那样成名成家。我几乎是日夜兼行，节假日很少休息。我们夫妻间常开玩笑说起我们干事的历程：“大学毕业后的五、六十年代我们是背着包袱左顾右盼地干；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们带上脚镣手铐什么也不想干，也不能干；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放包袱卸下枷锁甩开膀子干。”

我的第一部著作——《文学概论》于1983年4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印了一万册一售而空，紧接着第二年(1984年又一次重版，印了三万多册。南开大学中文、外语、社科等专业订作教材，连续用了五年。这二十多年间，我撰写、出版了《审美学导论》、《美学论纲》、《现代美育研究》、《人的诗化与自然人化》、《美学》等多部著作，发表了《审美——人类把握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试论自然美》等九十余篇学术伦文。主编了《现代美育丛书》一套，参编了国家教委“九五”重点教材《美育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各类著述达600多万字。1992年被评为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这些成果的取得，母校三年的扎实基础无疑起到硕大的作用， 它物化了我的聪明才智，物化了我辛勤的劳动汗水，物化了我孜孜不倦的理想追求。它是我生命能量的一种有效地释放，物化，张扬与拓展！

易健   56届校友，湖南师大教授，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